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妊娠期高血压疾病（HDP）影响着5%至15%的妊娠，是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，也预示着未来心血管疾病的长期风险。然而，目前临床指南主要依赖妊娠期间或之后收集的数据，错过了在孕前进行干预的最佳时机。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Angelika Qvick教授一项最新发表于JAMA Network Open的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，通过对瑞典35,189例初产妇长达数十年的追踪，首次系统揭示了孕前数年测量的心脏代谢生物标志物与HDP风险之间的独立关联，并发现即使在“亚临床”水平，这些标志物也能发出预警。

研究背景

HDP不仅危害母婴健康，还与女性远期心血管疾病风险显著相关，提示两者可能存在共同的病理生理“前因”。然而，这些心脏代谢紊乱是否在怀孕前就已存在，目前证据有限且不一致。既往研究多纳入经产妇或采用临床诊断阈值，未能充分探索孕前“亚临床”水平的代谢异常。本研究旨在利用大规模初产妇队列，系统评估孕前多种心脏代谢标志物（脂质、葡萄糖、炎症）与首次妊娠HDP风险的关联。

研究方法

本研究基于瑞典AMORIS队列（1985-1996年纳入）与瑞典医学出生登记册的链接数据，纳入35,189例初产妇（首次分娩时平均年龄30.9岁）。血液样本采集于孕前（距孕前中位时间4-6年，范围0-31年），评估脂质代谢（总胆固醇、LDL-C、HDL-C、甘油三酯、载脂蛋白A1/B等）、葡萄糖代谢（空腹血糖、甘油三酯-葡萄糖指数）及低度炎症（CRP、触珠蛋白、白细胞计数）标志物。主要结局是首次妊娠期间的HDP（包括妊娠期高血压、子痫前期及重叠性子痫前期）。采用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，校正孕早期身体质量指数、分娩年龄、妊娠年份及慢性高血压等因素。

研究结果

在1938例（5.5%）发生HDP的女性中，心脏代谢紊乱组的HDP比例介于5.5%至12.8%之间，而对照组的比例介于4.1%至5.3%。与正常血压组相比，HDP组年龄稍大、超重/肥胖比例更高，且慢性疾病（糖尿病、慢性高血压、肾病、血脂异常等）患病率更高。

在充分校正模型中，与最低四分位数相比，最高四分位数的总胆固醇（校正后OR=1.23，95%CI 1.06-1.41）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（LDL-C）（OR=1.41，95%CI 1.05-1.89）、甘油三酯（OR=1.19，95%CI 1.03-1.37）、载脂蛋白B（ApoB）（OR=1.90，95%CI 1.36-2.65）、ApoB/载脂蛋白A1比（OR=1.59，95%CI 1.10-2.30）和甘油三酯-葡萄糖指数（OR=1.21，95%CI 1.04-1.40）均与HDP风险增加显著相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低于临床诊断阈值的“亚临床”水平，总胆固醇、甘油三酯和LDL-C的升高已与HDP风险增加相关。相比之下，C反应蛋白和白细胞计数未发现显著关联。糖尿病（空腹血糖≥126 mg/dL或已知诊断）与HDP风险近2倍的增加相关（OR=1.96，95%CI 1.52-2.53），而处于糖尿病前期水平（ADA标准100-125 mg/dL）则未显示统计学意义。

尽管主要分析未发现低水平载脂蛋白A1或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（HDL-C）与HDP的关联，但在限制于职业健康体检转诊的敏感性分析中，载脂蛋白A1的最低四分位数与HDP风险增加相关。此外，立方样条模型显示HDL-C水平与HDP风险呈U型关联，即过低或过高均可能增加风险。触珠蛋白（炎症标志物）的第三和第四四分位数与HDP风险增加相关（OR分别为1.24和1.20）。

研究结论

这项大规模队列研究表明，孕前数年的心脏代谢紊乱（特别是脂质和葡萄糖代谢异常）与初产妇未来发生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风险独立相关。这种风险增加在远低于现行临床诊断标准的“亚临床”水平就已显现。研究提示，在孕前咨询和早期产前保健中，通过简单的血液检测评估心脏代谢标志物，可能有助于更早识别高危女性，并为生活方式干预提供窗口期。

参考文献：

Qvick A, Sandström A, Norhammar A, et al. Pregestational Cardiometabolic Biomarkers and Future Hypertensive Disorders of Pregnancy. JAMA Netw Open. 2026;9(4):e2610037. doi:10.1001/jamanetworkopen.2026.1003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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